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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英文版《安娜•卡列宁娜》前言及导读

北楼鬼:

按:先给Penguin Classics点个赞,漂亮的封面,文库本舒适的阅读体验,以及国内文学译本鲜见的优质评论。这篇前言及导读立足于小说的体裁选择、创作背景及灵感、成书前的内容演变、小说结构等实质内容,是篇很扎实的文学评论。托翁爱好者,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囫囵吞枣地把这近一万字的文章译了出来,水平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欢迎指正。


 


企鹅英文版(1)《安娜•卡列宁娜》前言及导读


北楼鬼/译


 


前言


托尔斯泰广大的忠实读者都难以在他的两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中选出自己的最爱。它们绝无仅有,但又大不相同。托尔斯泰一直说,《战争与和平》压根不是“如西方所理解的那种”长篇小说(novel)(2),而是独属于俄罗斯、独属于他自己的一种形式;至于《安娜•卡列宁娜》,他则跟朋友称其为“我第一次尝试的长篇小说”。在他漫长一生的后来,他声称两部小说都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只有上帝和真理,以及对它们的追求才有意义。但不无讽刺的是,托尔斯泰后来的寓言和论著今日读者寥寥,而两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为称呼之便,我们姑且称两部都是长篇小说)却经久不衰。


《战争与和平》成书四五年后,托尔斯泰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宁娜》。据他自己说,开始创作,部分是一场意外的结果。在离他Yasnaya Polyana田庄不远的一处火车站有一个女人卧轨了,托尔斯泰参与了随后的调查。事关嫉妒与一场不幸的婚外爱情,引得托尔斯泰认真思考起爱情与婚姻在社会中的角色。之后的一天晚上,他正好在为孩子们读一篇普希金的故事,并为这篇故事开头的凝练和简单所倾倒。“就应该这样写作,”他大声赞叹道,很可能在那一刻,《安娜•卡列宁娜》那有名的开篇的灵感就有了。


“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多妙的开篇啊,而Richard Pevear和Larrisa Volokhonsky译本翻译的更是出色(All happy families are alike; each un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就这么一句话,我们立马被带入了故事的核心和灵魂:家庭生活和不同家庭成员各自的生活。小说中每个人都知道彼此,许多还有亲戚关系。举个例子,比如多莉不负责任又有魅力的丈夫斯季瓦•奥布隆斯基与安娜的兄妹关系,对小说就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在他身上可以被接受的,或者说至少是可以为其开脱的行为,在安娜身上则是有罪过的,并最终致她于死地。通过揭示这一事实,托尔斯泰和他的小说远非在支持性道德上过去被称为“双重标准”的立场。当D.H.劳伦斯说安娜和沃伦斯基应该反抗并放逐于社会时,他想的其实是他自己和他与之私奔结婚的妻子Frieda,所以他没有说到点子上。小说告诉我们的其实是,安娜和沃伦斯基以为他们可以逃离社会(3),但却发现他们做不到。失去了他们适应的社会所给予的自由,他们的激情最终就成了自己的毒药。他们的社会在太大的程度上就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他们实在是太需要它了,于是脱离它去生活的尝试到最后毁灭了他们两个。


不管之后的一生中托尔斯泰自己如何试图逃离那个世界,以求得一种更有灵性的、如他觉得他在农民身上所见到的生活,他本人还是太了解、太熟悉那个社会了,那个《安娜•卡列宁娜》所描绘的上流社会。而且,不管表面上如何的不愿意,他始终被它所吸引。晚年时,他还是会问他长大的女儿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某某在做些什么,舞会上的女人们都穿些什么。写一部关于上流社会的小说的念头萦绕在他心头已久,他跟妻子也说过想写一个最终毁了自己的已婚贵妇的故事。他觉得一等到他“把握住”(get hold)了这样一个人物,故事里的其他人也就会一同“变得真实”起来。


当然,后来的事情就如他所想的发生了。《安娜•卡列宁娜》中的所有角色都极为真实,来往于农田中的农民,斯季瓦和列文共进午餐时莫斯科俱乐部里的侍者,甚至越野障碍大赛中的马儿(沃伦斯基越过障碍物之际犯了致命的错误,害他的坐骑折断了脊梁)都是如此。这些事件都太过鲜活,以至于很难让人觉得是文学象征,然而灾难的象征就在那里,它很大程度上就蕴藏在小说丰富而复杂的背景之中。


有些批评家和读者觉得小说看起来几乎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列文(以及之后基蒂)在乡村的世界,以及安娜和她的朋友们在城市的世界——他们觉得这一分裂弱化了小说主题,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但这仅是表象。小说人物都知道彼此,他们与俄罗斯上流社会的其他人生活在同一世界中;同时,反映着托尔斯泰写作时内心状态的列文的内在精神生活与挣扎,同吞噬了安娜本人的情感冲突,是小说中平行发展的两条线。


小说过时了吗?如果安娜生活在今天,她会离婚,取得孩子的监护权,与沃伦斯基结婚,然后与他幸福终老吗?托尔斯泰不这么看;《安娜•卡列宁娜》的力量,以及它对生活和人性的忠实,最终也说服读者不这么看。安娜•卡列宁娜其人的悲剧不因社会制度变得更开明而改变。托尔斯泰对故事的掌控,以及他自己对安娜和她所处局面的强烈的通感(identification)——面对自己日渐强烈的信仰转变,托尔斯泰也正在成为他仍爱着的俄罗斯上流社会的自我放逐者——确保了每个参与小说其中的人都被其戏剧性所感染,这中间也包括我们读者自己。


但小说中也有许许多多的活力、丰富与快乐。安娜体内有着同她激情和痛苦的力量一样多的幸福和生命的力量。想想看,她同包法利夫人是多么不同!在这部伟大的小说中,也有同安娜性格一样很多的幽默感。小说最动人的时刻之一,是安娜驶向火车站、驶向卧轨而死的结局的时候。她看到街边一家理发店的名字,觉得很滑稽,还想到可以讲给沃伦斯基听,而他也会觉得有趣。但随后她想起她再也不会见到沃伦斯基了。真是让人痛苦心碎的瞬间。突如其来,托尔斯泰让我们感觉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拯救安娜,那就是她自己的幽默感和生活的荒诞,以及与爱人分享一个笑话的简单愿望。托尔斯泰懂得事情的喜乐,正如他懂得事物的悲哀一样,而他伟大的小说,也充满着悲与喜。


John Bayley


 


导读


 


从与他人争执的中,我们发明修辞;而从与自我的争执中,我们创造诗歌。


——W.B.叶芝


 



“我在创作一部小说,”1887年5月11日,托尔斯泰如是告诉他的朋友、批评家Nikolai Strakhov,他指的就是后来的《安娜•卡列宁娜》。“写了一个多月了,主线已有了轮廓。这是我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novel)……”


其时托尔斯泰已四十五岁,已从事写作出版二十多年。他创作了一些出色的短篇小说,如《暴风雪》、《两个轻骑兵》、《三死》、《伐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家庭幸福》,也完成了他称其为长篇小说的作品。例如,1852年给The Contemporary编辑Nikolai Nekrasov寄去《童年•少年•青年》三部曲的开篇《童年》时,托尔斯泰称之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十年后,由于未能按时交稿兑还一千卢布借款,在给编辑Mikhail Katkov的致歉信中,他写道:“我现在这才得以专注于那部卖给你版权的长篇小说的写作,之前我没有灵感。”这说得是始于1857年,间间断断最终“流血流汗”于1862年完成的《哥萨克人》。1864年,在另一封写给Katkov的信中,托尔斯泰提到他“正在结束关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战争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当时名为《一八零五年》的小说,不久后改名为《战争与和平》。那么,为什么他把《安娜•卡列宁娜》称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诚然,早年的三部曲和《哥萨克人》带有半虚构、半自传的性质,托尔斯泰也许回顾时觉得它们不算是真正的长篇小说。但《战争与和平》呢?难道《战争与和平》不是长篇小说的典范,这一文学形式中最伟大的作品?对于作者来说,答案是否定的。《战争与和平》前三部问世后,他在一份出版的声明中神秘地宣称:“《战争与和平》是什么?它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长诗,当然更不是历史编年史。《战争与和平》正如它的作者所愿,得以在其形式中恰如其分地表达其内容(War and Peace is what the author wished and was able to express in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expressed)。”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真正的长篇小说”显然不仅仅是篇幅很长的虚构叙事散文,它是更为具体的什么东西。


事实上,可能除了屠格涅夫,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都跟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种的“长篇小说”过不去。果戈里称其唯一小说长度的作品《死魂灵》为诗歌。为了界定这种不寻常的“诗歌”,他创造了介于史诗和小说之间的名为“微型史诗”(minor epic)的混合体概念。他认为小说是一种过于静止的形式,其构造真实(的方式)囿于传统(confined to a conventional reality):一组开篇登场的人物,个个都得与主角的命运有什么关系,之间可能的互动都受作者创作力的限制。它是适于描写普通家庭生活的形式,而果戈里对此没有兴趣。同样称其作品为“诗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将小说化为另一种混合体,有的批评家称之为“小说式悲剧”(novel-tragedy),有的称之为“复调小说”(polyphonic novel)。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比肩但较不闻名于俄罗斯之外的艺术家Nikolai Leskov,是运用编年史、传奇、故事、圣徒传甚至本地轶闻和报刊文章等形式的高手,但当创作小说时却才华全无。至于契诃夫,尽管屡次尝试,但长篇小说终究不是他的天赋所在。


当托尔斯泰称《安娜•卡列宁娜》为他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时,他所构思的形式,正是果戈里所不喜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形式。他有意拥抱这种文学形式传统的局限。他正是要创作一部彻头彻尾的小说,描绘一小群主要人物(定稿中共七人,相互因生育或婚姻而联系),故事发生在当代,所写的是上流社会家庭和社交生活的私人一面。《安娜•卡列宁娜》真的是把1870年代俄罗斯最寻常的贵族生活展示给了我们,他们关心着那个时代最常见的问题,言行举止最寻常不过,体验着的也是最常有的快乐与悲伤。就连不像是常人的康斯•坦丁列文也同时是最寻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笔记》(1877年2月出版,第二章a节)中就说:“俄罗斯有许许多多的列文,几乎就同奥布隆斯基们一样多。”作者在小说中的任务就是在这七八百页之间,引领我们穿梭于这些寻常人等和他们的生活之间。不过,托尔斯泰并不醉心于寻常生活。1883年,也就是《安娜•卡列宁娜》成书六年后,他很有名的一篇中篇小说第二章是这样开头的:“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最寻常不过,因而也是最糟糕不过的。”这部中篇如此,《安娜•卡列宁娜》也如此;它所提出的挑战(polemic),同样建立在其角色的平凡之上。


《安娜•卡列宁娜》的挑战性(polemical),首先就体现在其文学体裁的选择。在1870年代,出版这样一本书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行为,而托尔斯泰正是此意。那时家庭小说已不可救药地落伍了。讽刺作家Saltykov-Shchedrin评论说在当时,家庭“那曾给小说以内容的、温暖舒适的成分,已消失不见……当代人的小说在街道和公路上解决问题(finds its resolution in the street, on the public way),唯独不在家里。”十多年来,知识界的激进者一直在攻击家庭制度。报纸、传册还有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识形态小说《怎么办?》都在主张性自由、集体生活以及集体抚养子女。女性教育、选举权、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等问题正被媒体热烈讨论。在这些问题上,托尔斯泰的看法堪为保守。对于他,婚姻和抚养子女是一个女人最为根本的任务,而家庭幸福是人的最高理想。正如纳博科夫在他《安娜•卡列宁娜》讲稿中的评价,“托尔斯泰认为育有子女的夫妇是被神圣的法律永远连结在一起(tied together)的。”他的小说是有意为之的不合时宜,意在从艺术上和理念上向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发出挑战。


托尔斯泰的天才里,总有挑战(provocative)的一面,也最常是这挑战的一面促使他提笔写作的。以康斯坦丁•列文作为作者的发言人,《安娜•卡列宁娜》可谓是当年贵族沙龙和报纸争论的全部问题的一纸清单。书中有就“女性问题”与贵族和与虚无主义者的争论,有就“到人民中去”(going to the people)、俄罗斯精神的地理所在等问题与保守斯拉夫主义者和与激进民粹主义者的争论,有就农场管理问题与地主和与农民的争论,有与新旧政治制度(关于地区自治议会、省内贵族选举)及诸如公开审判和乡村治安法院等司法制度的两方支持者的争论,有就关于儿童和农民教育的新理念的争论,有就艺术和音乐领域新兴运动的争论,有就通灵术、转桌算命术(table-turning)、虔诚派(pietism)、非教会神秘主义(non-church mysticism)等贵族圈内最新流行事物的争论,也有关于官方教会的教义及实践的争论,有关于腐败而低效的官僚、律师、国内外资本家的争论,有关于“东方问题”和支援塞尔维亚人及黑山人与土耳其人战争问题的争论(由于托尔斯泰对这一热点问题的处理过于直接,出版方拒绝出版小说最后一部,托尔斯泰不得不自费另行出版将其囊括)。


换言之,托尔斯泰的小说里不存在中立的空间。他的写作如Mikhail Bakhtin评价,“以尖锐的内在对话为特征”,也就是说托尔斯泰在写作时不但意识到他在呈现什么,也意识到他自己对其的态度以及他笔下人物和他读者心中可能的态度。他的内在一直在进行着争论,同他正描述的世界争论,也同他为之创作的读者争论。“这两条对话(多是暗含争论的语气)的线索紧密交织在其写作风格之中”,Bakhtin评论道,“即便在最抒情(lyrical)或是最史诗(epic)的段落中都能看到。”不同态度之间的潜在冲突使得托尔斯泰的作品马上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它不允许我们置身事外。但矛盾的是,它同样不允许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被作为说教者(provocateur)的托尔斯泰所主导。他书中相互冲突的判断,留出了笔下人物给他本人带来意外的余地,赋予了他们一种悬而未决的、未经事先计划的可能性。当普希金有一次对Princess Meshchersky谈到《叶普盖尼•奥涅金》的主人公时,他说:“猜猜看我的Tatiana怎么了?她断然拒绝了奥涅金……我自己都想不到她会这样!”托尔斯泰很喜欢讲这则Princess Meshchersky亲自跟他说过的轶事。


 



跟Strakhov说起小说的事情时,托尔斯泰误以为《安娜•卡列宁娜》的主线已经有了轮廓。在之前1873年3月25日未寄出的信中,他甚至更为乐观地认为可以快速成书。这封信有趣之处在于讲述了促使他写作的原因。他已为发生在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时代的故事收集素材一年多了——如他所说,他“在诉诸时代的精神”。那年春天,他的妻子从书架取下一部普希金散文选集,想着他们的儿子谢尔盖估计已够年纪去读它了。托尔斯泰说:


“那天,工作完后,我取下这本普希金选集,一如往常(我想,有七次了吧)从头读到尾,不忍释卷,好像我是在初次读它似的。更甚于此,它驱赶走了我所有的疑虑。我从未像此刻这样仰慕普希金或者说任何人。《The shot》、《Egyptian Nights》、《上尉的女儿》!还有《The guests arrived at the summer house》那片段。尽管我本人并不知道小说将会走向何方或是发展成什么样子,我想象着、推进着、自然地调整着人物和事件,然后突然间它们浑然化为一体,成了一部小说。第一稿很快就完成了,一部非常生动、吸引人、完整的也让我很满意的小说,上帝保佑的话,我可以在十五天内成书。它同我这一整年来勉力创作的东西毫无关系。”


后来就如我们所知,小说并没有在十五天内完成,而是花了他四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通过“神圣的普希金”之媒介一瞬间成形的那么多东西被修改或是被放弃,又有很多当时第一瞬间的灵感没有想到的东西被加进小说。


最早向我们提及《安娜•卡列宁娜》的不是托尔斯泰,而是他的妻子。Sophia Andreevna在1870年2月23日的日记中记道,她的丈夫“脑中勾勒出了(envision)一个走向自我毁灭的上流社会已婚女人的轮廓。他说他的任务是把她描绘成值得同情之人,而非有罪之人,而一旦这个女性人物浮现出来,他之前构思的所有的人物和男性类型都会围绕着这个女性各就其位。‘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他对我说。”三年后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时,托尔斯泰并未忠于他关于这位无辜的通奸者的第一印象,但是她一再出现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并最终战胜了他试图加之于她的严峻的道德审判。


1872年1月,距他田庄几俄里外发生的一件真事,在女主人公命运的问题上给托尔斯泰以启示。年轻女人Anna Stepanovna Pirogov,是附近一位地主、也是托尔斯泰的朋友的情妇,被情人抛弃后,她卧轨于载货火车之下。托尔斯泰去火车站查看过她被损毁的遗体,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因此,早在1873年灵感降临之前,托尔斯泰心中已大致有了安娜的样态和她可惨的结局。然当他真的开始写作之际,尽管仰慕普希金朴素直接的文风(《The guests arrived at the summer house》),他还是以自己的想法开始了。他主要的想法,他痛苦挣扎却无法给出答案的想法,就是安娜的自杀是对她通奸的惩罚。在与自我的挣扎之中,托尔斯泰写就了关于安娜的诗。


早期版本中,安娜(一度被名之为Tatiana、Anastasia和Nana)是个十分肥胖、粗俗的已婚妇女,在聚会上与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行为不知羞耻,震惊四座。她大声说笑,举止粗鲁而不得体,可谓丑陋之至,“她额头窄、眼睛小、嘴唇厚、鼻子形状不雅观……”她的丈夫(姓氏从Stavrovich——源自希腊姓氏Stavros,十字架之意——到普希金,最终到卡列宁)是一位聪明、绅士又谦卑的真正的基督徒,最终将妻子让与对手Gagin(也即后来的沃伦斯基)。在这些草稿中,托尔斯泰着重描写对手的英俊、青春与魅力,还一度把他写成差不多是一位诗人。早期版本同典型的偷情小说一样,完全聚焦于妻子、丈夫与情人的三角关系上。托尔斯泰计划在小说很靠后的位置,让丈夫准许妻子离婚,改嫁给她的情人。在结局,变节者将被社会排斥,只能在虚无主义者中找到归属。早期版本完全没有关于列文与基蒂的另一面的故事,也没有谢尔巴茨基一家,奥布隆斯基一家只是偶尔出现,而列文(先叫Ordyntsev,后来叫列文)也只是个小角色。


在早期版本中,托尔斯泰显然同情圣人般的丈夫,鄙夷偷情的妻子。然而,在写作过程中,他逐渐扩大了安娜德性的一面,压低了丈夫的形象;罪人的美和率性愈增,而圣人却愈显伪善。年轻军官也失去了他青春的英俊和诗人的敏感,成了纳博科夫所形容的“心智平庸的呆家伙”(a blunt fellow with a mediocre mind)。但最大的变化,是引入了谢尔巴茨基一家——基蒂和她的妹妹、嫁给安娜哥哥斯季瓦•奥布隆斯基的多莉——以及将列文提升至与安娜同等的主角地位。这些新增内容极大丰富了小说主题上的可能性,带来了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对比,谱写了关于爱情与家庭幸福的各式各样的变奏(斯季瓦与多莉、安娜与卡列宁、基蒂与沃伦斯基、安娜与沃伦斯基、基蒂与列文)。七个主要人物制造了一种动态的不平衡:总有一个人游离在外,穿梭于其他的一对对人物之间,连结或是分开他们,场景随着其人的移动而变换——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从俄罗斯到德国,从首都到外省。七个角色都一度扮演过梭子般的角色。由他们共同编织出来的小说,已远远超越了托尔斯泰始于1873年春天创作的那篇偷情故事。


 



“除了才华之外,列文就是你,Lyova(4),”Sophia Andreevna读完《安娜•卡列宁娜》的第一部分后,对丈夫托尔斯泰说。(她又补充了一句,“列文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的确,虽说托尔斯泰常赋予笔下人物以自己的个性,但列文仍是他最为全面的自画像。列文与他的创造者一样,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同样的“野性”,同样的理念和观点,同样的对打猎的热情,以及同样的对俄罗斯农民的近乎肉体的爱。他也同托尔斯泰一样,爱用故作不懂的方式批判事物,在书里,列文不懂官僚政治,不懂地方选举,不懂音乐的最新潮流(这种批判方式在托尔斯泰1898年出版的《什么是艺术?》中被发扬到最淋漓尽致的程度,特别是在他对瓦格纳歌剧不动声色的评论中)。列文的田庄复写了托尔斯泰在Yasnaya Polyana的田庄,列文与基蒂的婚姻在最小的细节上都复写了托尔斯泰与Sophia Andreevna的婚姻——不同寻常的求婚方式,交出自己的日记,他对于婚礼前忏悔仪式的内疚,结婚当日对谢尔巴茨基家的造访,甚至还有那件被遗漏的衬衫。列文兄长尼古拉之死,也来自托尔斯泰兄长尼古拉之死,两人同样因肺病致命。事实上,小说大部分主要角色以及包括农民在内的许多次要角色,都在托尔斯泰的生活中有所对应。很有趣的是,上述规律唯一明显的例外,就是安娜与沃伦斯基。


列文同样经历了托尔斯泰在创作时所经历的信仰危机,并在小说结局同作者一样走向了不牢靠的皈依。从下面的摘录可以看出托尔斯泰跟列文的精神挣扎何其相似。第一段来自《安娜•卡列宁娜》第八部分:


“‘要是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在这里是为了什么,那我就无法活下去。可是我无法知道,因此我无法活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一定要摆脱这股力量。而摆脱的方法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必须停止对这股邪恶力量的依赖。办法只有一个——死。


“于是,列文这个家庭幸福、身体健康的人,竟数次差点自杀,他因此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


第二段来自他的《忏悔录》,此书写于1879年,也就是《安娜•卡列宁娜》定稿并出版后的第二年。书中直率地自陈了他对人生意义的痛苦追求:


“纵然幸福、身体健康,我却开始确信自己不可能活得太久了……而且,纵然幸福,我得远离所有绳子,免得自己每天独自在卧室壁橱之间穿衣时悬梁自尽,我还不再带枪打猎,免得自己用这种过于简单的方式了却生命。”


创作《安娜•卡列宁娜》时正值托尔斯泰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在那之前他内在的艺术家与道德家势均力敌,从那以后道德家便主宰了艺术家。


我们可以从他作品对安娜的描绘中看出托尔斯泰维持上述内在平衡的困难程度。“安娜之谜”(enigma of Anna)是小说的核心。早期的草稿详尽解释了安娜其人。托尔斯泰讲述了她的过去,她十八岁如何与大她十二岁的男人成婚,如何错把渴望在社交界大放光彩当作是爱,如何到了三十岁才发现自己身上全部的女性气质。他直言“她的灵魂被魔鬼附体了”、她过去只是听说过这种“罪恶的冲动”,等等。在最终定稿对安娜的描绘中,这些大量的人物评价只剩得只言片语。在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删去了几乎全部关于她的过去的细节,删去了全部解释,删去了全部关于她行为动机的议论,将它们替换为线索、暗示、含糊的调子(half-tones)和模糊的梗概(blurred outlines)。第一部分舞会的描写可一窥安娜的黑暗面,在这一场景中她从基蒂手中夺走了沃伦斯基,但她对此似乎与其他人一样感到意外。有些瞬间她的确像是被某种异己的外在力量“附体”了,但文字都是一笔带过。托尔斯泰愈发变得不愿剖析他的女主人公,结果在定稿中,她的内在改变好像都是突如其来,常让我们遐想不已。John Bayley评论的最后一段说,最终定稿对安娜的描绘有一种“生动的非实体性”(vivid insubstantiality),这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在向安娜靠拢并最终与她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托尔斯泰在某种意义上不再看得见安娜了(lost sight of her)。关于安娜生命最后几小时的意识流叙述,绝对是小说中最了不起的篇章,也是文学史上最了不起的篇章之一。


托尔斯泰的一位朋友,编辑、教育家S.A. Rachinsky对他抱怨说《安娜•卡列宁娜》缺乏结构,两个“主题”在书中各自同步发展得非常好,但却很明显地没有关联。他的批评引来了托尔斯泰1878年1月27日回信中一段很有意思的答复:


“您对《安娜•卡列宁娜》的评价在我看来似乎是错误的。正相反,我为我小说的结构感到骄傲。但我(小说建筑)的拱顶(vault)是以其拱心石(keystone)不可见的方式建成的(5)。我最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在这项工作中。结构上的内聚力(cohesion of the structure)不在于情节或者角色的关系(碰面),它是一种内在的聚合力……仔细读,你就会发现它。”


在两年多以前写给Strakhov的信中,他已提出关于小说潜在内聚力(hidden cohesion)的问题:


“在几乎所有我写的东西中,我渴求将紧密关联的念想聚合在一起(bring together ideas that are closely knit),以表达自我;但是,一旦去掉念想背后的整体格局(network),每一个用文字分别表达出来的念想都丧失了意义,变得贫瘠无力。整体格局并非由念想而是其他什么东西组成(至少我这么觉得),文字无法直接形容其实质:只能间接地,用文字讲述人物、行为和局势才能做到。”


这也许是托尔斯泰对自己艺术实践最完美的定义。


小说“两面”许多的主题关联中,最明显的就是列文、基蒂的幸福婚姻与安娜、沃伦斯基的悲剧关系的对比。更隐秘的是只相遇一次的安娜与列文的关联。在通奸的道德问题、也即托尔斯泰的出发点之下,藏着最困扰托尔斯泰的“问题”:死亡。死亡和安娜一同在小说中登场;安娜与沃伦斯基初遇时,死亡就在场;死亡又在他们的第一次相拥和他们共享的神秘梦境中出席;死亡,在两人短暂的际遇中一直如影随形。对于列文,死亡也一样给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以一抹黑暗的色彩。整部小说唯有第五部分第二十节有标题,而标题正是僵冷的“死亡”二字——这一节描绘了列文兄长尼古拉临终前最后的痛苦挣扎。安娜向死亡投降了;列文与之搏斗,并暂时得胜。但甚至在这胜利中,在家人、田庄和农民的环绕中,列文就同临死前的安娜一样孤独。形而上的孤独潜藏在列文和安娜之间,也把他们二人与作者连结在一起。


Richard Pevear


 


注:


(1)原文来自Penguin Classics的Richard Pevear & Larissa Volokhonsky译本的前言及导读。


(2)novel,专指长篇小说,相对于short fiction(短篇小说)、novella(中篇小说)而言,下文同。译者水平有限,原文比较特殊的地方或译者不太确定的地方,均以括号里附带原文的方式体现。


(3)society,有上流社会社交圈的含义在其中,下文同。


(4)Lyova,列夫的昵称。


(5)百度百科:拱心石(keystone)又名拱顶石,是拱门或拱道建筑,在最顶端要有一块石块来契合两边的石头并承受其压力。拱心石就是拱圈正中间的那块上大下小梯形石,它最后放下,因为上大下小,因此可以把拱圈挤紧,使整个拱圈成为一个整体,在巨大的压力下,愈加坚固。如果拱心石没有了或是没有起到作用,那么压力马上就变成了拉力,没有任何粘结的石拱就会立刻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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